通过多次的业务培训和一系列的会议，陈老先生细心的观察了解，发现每一个人的特长和闪光点。在那个环境艰苦、经费奇缺的年代，陈老先生却能根据后学同仁各自的长处鼓励、引导、培养。当时文化股的年轻人有刘俊、罗平，后来又来了吴正。在陈老先生的培养下，三个年轻人后来的事业有了长足进步，今天，他们都成为了各部门的栋梁之材 。还记得1985年秋天，陈老先生把具有舞蹈天赋的人廖祥瑶、徐颖超、刘凡英等人送到高县师范学校去学习，专门进修舞蹈艺术，此后，又派出有美术书法基础的肖一强、杨从新和徐风香去成都学习，专学习书画装裱工艺，回单位以后率先在小县城开起了第一家书画装裱店；把有声乐爱好的赵品红、陈志琴、倪永平派出去宜宾艺术干部学校专门学习声乐，把有书画爱好的温关权、王星亮、武刚、官文武、贺德庆多次召集起来到文化馆培训......正是这样的分期分类的培训学习，使得他们都有一技之长，在他们后来的工作和人生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因为我五音不全，缺乏艺术天赋，在同行中，我感到很自卑。后来，是陈老先生从我写的工作总结汇报中发现我还可以写点“豆腐块”。于是，陈先生引导我如何在工作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鼓与呼。1986年，省内一个学术会议决定在宜宾召开。陈老先生觉得这是不花钱的很好的学习机会，他发动大家都来学写点经验交流文章，他老先生亲自给草拟了20个小专题，让我们在工作中去发现，去探索、去总结。在陈老先生的精心指导下，罗平、龚平和我写的文章都入选参四川省文化与经济相结合“梦酒杯”学术研讨会。那一年我正好21岁，成为了该届学术会议最年轻的作者。陈先生带去的三名作者都是二十零的年轻人，也是参加本次研讨会最年轻的作者，所以倍受同仁关注。陈老先生的同仁都对老先生说道：“老陈，你带出来的后生可畏也。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我们三人屁颠屁颠地跟在陈老先生身后的情景。经过那次的交流学习，我受到了鼓舞，也开阔了视野。自此我对从事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走上了这条苦涩而不乏韵味的文化苦旅。

         1990年春天，在陈栋梁和王建容两位老先生的力主举荐下，我得以报考入当时培养文化干部的最高学府----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化管理系脱产学习。那时候，我的孩子还在腹中，正是因为有陈老先生等老前辈的鼓励和支持，才使我克服了工作、家庭和生活中的重重困难，得以完成学业。至今我还保存着在北京求学那三年里，陈老先生在万忙之中写给我的信件，特别是毕业前夕，老先生在信中写道：“你可以考虑留在北京或锦州，这样有利于你的事业和家庭。至于原单位的问题我去处理，有责任我去承担”。我知道后来因为文化局领导班子的调整，在我进京学习的问题上，后来的有些领导是有担心和分歧的，担心我学成不会回原单位了，这样送去培养就是在白白浪费原本紧缺的经费，为别的单位培养人才　。

         那时候，有些领导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正值邓小平在深圳“南巡”之后，改革开放正在全国蓬勃兴起，发展中的北京正需要各方面人才，包括文化人才。那时，毕业后的我是能够在北京一家报社留下来的，也可以去辽宁锦州谋职的。当时的确也很矛盾，有好几个同学都在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支持下，决定留在北京发展事业；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锦州，去锦州也可以有个不错的工作，工作家庭两不误。但是，每当回想起1990年的仲夏，我临行前去向陈老先生辞行时候，陈老先生的再三的殷殷叮嘱；想到我彷徨迷茫时，陈老先生从旁鼎力相助；想到如果我背信弃义将置陈老先生于尴尬境地，于情于理我都感觉有失读书人的厚道。于是，我毕业之后选择了回原单位，跟随陈老先生在一个几乎是无人关注的领域艰辛跋涉。我感到作为先生的后学弟子，继续在那片荒芜的沙漠默默地探索与耕耘，我责无旁贷。
         陈老先生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。时间把我和在陈老先生在一起的那段岁月隔开了一段距离，这反而让我更清楚地看到陈先生给我留下了什么。

　　当初，我在报考文化干部之前，对文化并没有任何的了解。当时报考的时候招收文化和财政两类，我是想报考财政干部的，因为考财政干部只考语文和数学，要少考历史、地理和才艺科目，给我的印象是要容易些。但因为我家4姐弟上学，仅仅靠爸爸一个人教书的微薄薪水供养我们一家6口，家庭经济很困难，看到干部的招考耪示上，文化干部的待遇要比财政干部高一级工资（其实只多6.00元），我希望能替爸爸多减轻一些家庭经济上的包袱。于是就这样我决定报考了文化干部类。我顺利地通过了文化科笔试和才艺科面试成为了文化干部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和陈先生的这份缘份，我的生活道路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现在想来，跟陈先生工作学习的那一段日子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，这是一种有意义的选择。
　　认识陈先生以后，我怀着极大的兴趣，非常勤奋地工作和学习。而陈先生对我们特别善于因势利导，满足了我们的多方面的兴趣。对我们从来是有求必应，多方面给予我们以尽可能的栽培。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对他心怀感激。他除了多次带领我们去参加宜宾市内和四川省内的学术交流会，还联系市内和省内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给我们开文物考古、书法美术、音乐舞蹈、摄影装裱、文艺创作培训班。在陈先生主持文化工作期间，我们得到了到市内、省内文化界的专家学者钱来忠、毕汝钦、李力、钱正杰、万家盛、侯开嘉、李伯章等专家学者的指点与辅导。虽然我们并没有把这么多的高人的本事学到手，但是，有高人指点迷津，从他们那里窥见文化艺术的堂奥，得道门径，这对初入文化艺术殿堂的后生来说，显然是非常重要。并且有，或者没有这些东西，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。
        陈先生对文化艺术管理的多方面建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在管理上特别注重对人才培养和对工作方法、实践创新的指导。陈先生在对后生的培养上，一如他的做人的风格。他与当时的文化馆长王建容先生思想一致，合作良好，互助兼容。在他们两的倾力支持下，挤出很有限的经费，多次外派文化专业人员到四川大学、中央美术学院、四川美术学院、四川音乐学院等高等院校进修学习，使各类人才都能找到成材的起点，帮助他们学有所成，学以致用。他对我们非常地宽容，特别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和想法。他支持我们到其他单位跨行业兼职锻炼。我的同仁们都先后在基层单位兼职过团委、妇女、民兵、民政、文秘、计生等工作，使他们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得到更多的磨练。陈先生对文化队伍的这种带法，在我们后来的工作的过程中，就见到了成效，这为后来的文化同仁展示才华，成为知名的文物专家、书法家、画家和提拔到党政领导岗位提供了必要的成长条件。他们能得到后来的重用，自然应当对组织感恩戴德，但是，在此之前，陈先生也为他们铺好了路，也才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。

　　对于我来说，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三年的学习生活，这究竟对我有多重要，是在多年以后，我才有所认识的。因为有了这次学习，才有了接受文化专业知识教育的机会，才有了机会得到文化界知名学者高占祥、徐文伯、赵启全、汪建德、靳永龙、洪永平、姚涵等专家教授的指点。我在学习期间写就的几篇学术论文，先后发表在国内几个学术刊物上，有的获奖，有的被决策层吸收，应用于指导具体工作，在实践收中到了较好的成效。由于有了这样的前期成果，奠定了我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，也就成为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。这时，我才明白陈先生当初力荐我走出去学习对我有多重要。

　　重要的不仅是我做出了什么，而在于我怎样做。由于有了在北京三年的学习生活积累，这样的背景，在我所从事的领域显出一些优势。在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中，经常把这种优势显现出来，这样为我在社会文化管理、民间民俗文化、文物博物、图书情报学等领域，开拓出更广阔的学术空间，在一些交叉学科领域也有了良好的交流。

       如果没有当初陈老先生的帮助和培养，我和我的同仁都不会有今天的收获。（待续）